新冠肺炎疫情最初由武漢市被發現，隨即擴散至全球各國 ，逐漸變成全球性大瘟疫。中國作為最早爆發的國家，能夠及早發現及防止傳播，此亦有賴於中國的制度優勢。
避免政治化的政治制度是科學政策的關鍵
首先，中國施策不為民意左右，所有施策決定皆以國家利益行先。由於中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社會主義結合國家發展大局，使施政更傾重於社會整體利益，具有高效的決策能力。相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如英美等，其權力掌握於有勢力或有經濟地位的人，制度下權力分散，決策過程緩慢且搖擺不定，更容易因應經濟情況及政治利益擺布，較少顧及社會整體利益。
在是次新冠狀肺炎疫情中可見，中國在面臨重大節日仍能發揮巨大政治能量，有效推出政策丶努力抗疫。就如在今年的春節，政府透過政策限制市民返鄉。市民要參加春運須渡過重重關卡。例如在前往另一個省需要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丶綠色的健康碼及社區接收證明 。即使回鄉後更需要實行14天居家健康檢查並每天匯報自己體溫。在一般的新年，中國能夠透過不同大小的經濟活動帶動整體國家經濟，但在是次疫情中可見中央政府考慮到市民的健康多於經濟發展，亦明白疫情的長遠禍害大於眼前的經濟損失，故不惜犧牲無數的經濟效益以換取少一宗的確診個案。
相反，歐美政客大多以選票高於人命為前題，令施策政治化。就以美國為例，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莫認為隔離紐約州將是「荒謬的」和「反美的」 ，而他表示隔離紐約州會導致股市崩盤，使金融業癱瘓。美國經濟想要恢復過來，短則數月多則數年 。可見在相較之下中國制定的政策以國家利益丶全國人民利益為中心，並非單純以經濟或選票為依歸，從而做到科學施策。
國家組織力決定抗疫成效
此外，疫情防控亦能夠突顯中國強大的組織力。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大多由中國國及黨組織團結帶領，廣大黨員服從指揮前往武漢抗疫。中國黨內具有許多具權威丶專業知識的黨員丶醫療團隊丶知識分子等。在疫情爆發，中國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專門建立了疫情防控總指揮部，印發《關於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 ，號召全體黨員幹部積極投身到疫情防控一線中去。可見黨員作為第一前線人員出發抗疫，更能夠配合中央所推出的措施，而其的專業程度更令市民相信政府而願意盡力配合防疫工作，大大加強防疫效率。
而相較之下，由於美國在不同州份有不同的州長及其處理疫情方法 ，即使美國政府提出措施建議，其他州份仍可選擇不跟從，故其防疫效率不一，美國政府無法快速壓制疫情蔓延。由此可見，中國具強大組織力，在處理大型問題亦能夠迅速組織黨員前往進行工作。
進步是制度的核心競爭力
整體來說，在疫情防控中能夠從整體看到中國較為完善的制度優勢，雖然中國在面對疫情之初受到各方的批評與嘲諷，但事實證明中國的制度優勢，就是當其他地區的制度原地踏步時，中國制度展現出其不斷進步的特徵。近日，鄭州水患，國家在公布傷亡人數的公開化與透明化，亦突出了國家直面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這種進步成為了中國制度的核心競爭力。筆者認為，國家制度儘管非十全十美，但從其制度改革的效能來看，中國制度最終是經得起考驗和比較，將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參考對象。
文：張惠欣
政賢力量青年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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